九游会官方

  17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印棉布贸易的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开始向本土大量输入印度白棉布Calico）。由于此种棉织物不但拥有时尚织物的外表，还具有廉价且易于清洗的特点，一时间风靡英伦。白棉布的流行引发了英国社会的广泛担忧，重商主义者担心棉布贸易会损害国家利益，英国工匠和本土纺织商坚决进口纺织品，保守主义者认为白棉布破坏了英国的道德传统。他们联合起来印度棉布，要求英国议会制定棉布输入禁令。为保护民族产业，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了两部针对印度棉布的法令：1699年法令禁止“使用或穿戴所有在波斯、中国或东印度地区生产的丝织品，孟加拉丝和带有丝或草的混织物，以及在那里涂色、染色、印花或上色的白棉布”；1720年法令则禁止“在服装、家居用品、家具或别的方面使用和穿戴任何印花、上色、染色或涂色的白棉布”。历史学者将这两部法令统称为《白棉布法令》（The Calico Acts）。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西方史学界对《白棉布法令》颁行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经济史学者考察了棉布贸易的兴起，政治史学者分析了法令背后的政治博弈，社会史学者追溯了英国保护主义的起源，消费史学者诠释了白棉布在英国的流行现象，性别史学者聚焦于保护主义者对女性消费者的攻击，全球史学者关注了法令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帝国史学者将法令与英帝国体系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等。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尚无对相关学术成果的系统梳理，本文拟做出尝试，错漏之处，希祈方家指正。

  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该学科的内部分歧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支持历史归纳法的历史学派与支持抽象演绎法的演绎学派，双方在理论观点、政策建议和学科主导权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历史学派在这场学术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边缘化的历史学者选择从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组建了自己的新学科——经济史学（Economic History），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历史领域，慢慢的变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西方史学界关于《白棉布法令》的早期研究大都出自新兴的经济史学科。经济史学者首先考察了近代早期英国的保护主义运动，该法令被视为保护主义运动的产物，而英国羊毛行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斗争则是研究的重点。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威廉·坎宁安在其名著《英国工商业的成长》中讨论近代英国保护主义的起源问题时认为，不同于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基于政治考量的贸易问题，近代英印贸易的主要争议在于昂贵的本土商品和廉价的外国商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与重商主义者基于贸易平衡理论的旧攻击不同，保护主义者对东印度贸易的攻击并不带有金银本位色彩，18世纪的棉布运动是英国历史上首次以保护本国产业为主要动机的保护主义运动。帕拉昆内尔·托马斯的《重商主义与东印度贸易》分析了《白棉布法令》的前因后果，钩沉了17世纪晚期因国内印度纺织品的流行而引发的一场围绕东印度贸易的重商主义辩论，揭示了保护主义思想最终占据上风的缘由。托马斯着重考察了《白棉布法令》背后的政治博弈：首先，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工匠将17世纪末的产业萧条全部归咎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棉布贸易，羊毛行业开始通过集体请愿和的方式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议会制定新的纺织品禁令；其次，英国议会在棉布问题上存在分歧，拥有大量羊群的地主贵族支持英国羊毛行业，在下议院中不断推动禁止印度纺织品的新法令，而公司高管则利用其在上议院中的政治影响力来阻挠法令的通过。经济史家阿尔弗雷德·沃兹沃斯（Alfred P. Wadsworth）则将英国的棉布禁令视为本土行业追求国家保护的成功案例，羊毛行业的政治游说是法令成功的关键，用沃兹沃斯的话来说：“羊毛行业控制了下议院，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上议院。”

  受亚当·斯密的影响，英国经济史学界普遍认同英国史学家爱德华·贝恩斯的观点，即印度是棉布生产的发源地，而英国棉纺技术的突破是挑战和应对的产物，这种挑战是由英国本土的纱线短缺所推动的。经济史学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将供求关系和市场规律作为英国棉布产业主要动力的传统叙事，但该学术范式忽视了印度纺织品带来的竞争、重商主义思想、英国政府的税收干预以及贸易禁令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囿于经济史研究传统的限制，《白棉布法令》对英国棉布产业的影响并没有正真获得经济史学者的重视，不过他们也承认法令为英国棉布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沃兹沃斯就棉布禁令对英国纺织业的影响问题指出，英国政府颁布的棉布禁令保护了国内新生的棉布产业，刺激了本土印花产业的发展；议会对印度纺织品征收的高额关税与消费税鼓励了国内纺织业的技术革新。托马斯在考察英国印花产业的早期发展史时指出，棉布禁令对英国棉布产业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当1699年法令禁止进口印花棉布时，英国印花商将未被禁止的白色棉布（White Calico）加工成印花棉布，“国产”棉布填补了棉布禁令带来的市场空缺，国内印花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而当1720年法令全面禁止印花棉布后，蒸蒸日上的英国印花产业失去了主体业务，印花工坊被迫转型并开始加工本土织物，例如亚麻布和著名的棉绒布（Fustian）。

  此外，英国海外贸易模式的转型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关注棉布贸易的兴起以及白棉布在英国海外贸易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经济史学的领军人物—利普森在《英格兰经济史：重商主义的时代》之中探赜了英国对外贸易体系的转型之由。利普森认为，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英国的海外贸易路线出现了新变化，英国与西欧和北欧之间的呢㏿贸易逐渐衰落，英国与亚洲之间的棉布和香料贸易开始崛起，新的洲际贸易路线改变了英国的进出口㐀构及其对外贸易模式，促进了英国航运业和商业金融机构的发展，加速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诺尔斯（L. C. A. Knowles）在《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一书中勾勒了英国在亚洲的海外贸易模式，即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开拓了新的转口贸易路线，他们向东亚、西亚或东非输出棉布以换取金银或奢侈品，用金银或奢侈品在印度换取棉布，用棉布在东南亚交易香料。以印度棉布为中介商品的转口贸易模式改变了英国的海外贸易体系，加速了英国在亚洲的商业扩张，印度因此成为英国商人的主要投资地，印度棉布在东印度公司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

  综上，20世纪早期的《白棉布法令》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史领域。由于英国经济史学源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这些研究大都带有的浓厚政治经济学色彩确立了该法令研究的基本框架：英印棉布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孕育该法令的历史背景，以贸易平衡理论为代表的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是制定该法令的理论依照，羊毛行业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激烈斗争是该法令相关研究的主题。这一时期研究中的缺陷也相当明显，研究者既未能解释白棉布在英国的流行之因，也疏于分析棉布禁令的实际效果，并过分强调了羊毛行业在保护主义运动中的贡献，而忽视了其他社会群体产生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起，传统史学无法应对世界政治格局剧变带来的新挑战，历史学者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中的很多问题，消费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史学和性别史学等新史学分支快速地发展壮大。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和缺陷，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跨学科研究模糊了历史学与其相关学科之间的学术界限。

  第一，20世纪60年代起，受到新社会史学和思想（心态）史学的影响，历史学者开始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着重关注那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探索他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思想、心态、感受和生活状况。阿尔弗雷德·普卢默通过报纸、民谣、请愿书和政府档案等一手文献描绘了17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织工行会组织及其活动画面。当时的英国工匠发起了一系列棉布运动：从集体请愿到，从街头暴力到集体举报。行会组织则聘请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之类著名作者，通过撰写反棉布文章来传播保护主义思想。钱德拉·穆克吉则揭示了英国织工对印度棉布的敌视心态。在英国工匠眼中，产自印度的白棉布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英国纺织业衰落的象征，也是织工群体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白棉布的外来性为他们的反棉布运动提供了正当性。

  一方面，社会史学者考察了英国工匠发起的社会骚乱，他们将骚乱中的暴力色彩归咎于英国社会的暴力传统以及纺织利益集团的宣传。如约翰·斯蒂文森的著作《1700到1870年的英格兰公众骚乱》考察了英国织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冲突，17世纪末的英国织工组织了数次针对公司的，他们的暴力活动加剧了英国社会对印度棉布的担忧。娜塔莉·罗斯坦关注了18世纪20年代的“白棉布暴动”（The Calico Riots）及其后续影响，并将暴动参与者针对穿戴印花服饰的女性群体的袭击事件定义为活动，但她也承认英国织工的激进策略是成功的，因为袭击事件扩大了棉布运动的影响力。罗伯特·舒梅克则认为这场“白棉布暴动”说明了近代伦敦街头生活中存在的暴动传统，暴动者觉得自身对道德不端者的惩罚是在维护社会规范与传统道德。这种暴力合法化的观念是由组织良好、资金雄厚的纺织利益集团所创造的，他们是这些袭击事件的推动者。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性别史学逐渐超出了女性主义范畴。性别史学者认为“社会性别”不仅是社会变化的反映，还影响着社会变化本身，而对性别问题的强调正是18世纪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一大特征。如克洛伊·威格斯顿·史密斯在其《“白棉布夫人”：女仆、消费者和白棉布危机》一文中直陈，18世纪早期的英国小册子很喜欢污名化女性消费者，小册子作者们将英国妇女对白棉布的消费与易联系起来，把女性消费者描绘成滥交的购物者。威格斯顿认为“白棉布夫人”这一文学形象的诞生与歧视职业女性的传统观念有关，小册子作者指责女性花了钱的人印花棉布的贪婪是对国家财富的偷窃，就如同英国社会指责职业女性偷窃雇主财富一样。史密斯在其著作《18世纪小说中的女性、工作与服饰》中进一步探究了这场对女性消费者的舆论攻击；纺织利益集团将有关印花棉布的争议从经济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小册子作者把羊毛行业塑造成“英国男子气概和爱国精神”的化身。为了强调女性花了钱的人英国社会的危害，纺织利益集团将白棉布的流行完全归咎于英国妇女的消费爱好，试图将女性的消费自由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对立起来。苏珊·阿莫森则将“白棉布暴动”期间的女性袭击事件与英国的家庭暴力传统联系起来，她指出，由于英国男性习惯于在家中通过家庭暴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男性暴动者也试图通过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女性消费者来展示男性在英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者的研究重心逐渐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向代表广义日常生活的文化，这一趋势被称为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文化史学者从文化视角考察东方印度棉纺织品对近代早期欧洲服饰时尚的影响时认为，印度白棉布在时尚风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弗朗索瓦·布歇用“着装革命”（Revolution in Dress）的概念来解释欧洲人服饰口味的转变，并指出：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16世纪的欧洲人不再将衣服视为对家族的传承或对后代的投资，而是将服装视作一种自我展示的手段。欧洲人开始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自身需要的服饰，厚重耐用的传统羊毛服饰逐渐被淘汰，轻便优雅且易于更换的时尚新服饰成了欧洲人的新宠。因其轻薄柔软的特性，棉纺织物在这场“着装革命”中迅速崛起。约翰·斯泰尔斯讨论欧洲时尚与印度棉布间的联系时，也认为15世纪的欧洲人就慢慢的开始追求新颖的轻薄织物，欧洲服装时尚发生转变的时间明显早于棉布贸易的兴起，印度棉织物是欧洲新时尚的受益者，而不是开创者。穆克吉在考察近代欧洲服饰文化对英国服装风格的影响后如是评论：17世纪的英国社会热衷于法国时尚，英国精英将轻薄柔软的法国丝织物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印度棉织物因与丝织物有着相似的面料特性而受到英国人的喜爱。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引领近代英国的时尚潮流中曾发挥过及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白棉布时尚的获利者，也是白棉布时尚的推动者。奥黛丽·道格拉斯在考察该公司在英国国内的营销活动时指出，东印度公司不但利用政治关系向英国上流阶层分发样品以推广使用棉织物的新时尚，还会定期向印度派遣专员以调整进口织物的品种及印花图案，使其符合英国消费者的品味。约翰·欧文和凯瑟琳·布雷特则讨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如何对印度的棉布生产施加干预。当时为满足英国消费者一直增长的需求，该公司董事开始将棉布样板送往印度并要求印度代理商生产符合英国人品味的新式印花布，英国商人在印度贸易站中安置了专业棉布画家以复制样品上的印花图案。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逐渐摆脱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视角，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开始从生产史转向消费史，消费史学迅速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热点。作为近代英国社会最重要的新式消费品，白棉布得到了历史学者的格外的重视并成为消费史研究的“宠儿”，部分学者甚至将印度白棉布称为“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如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ecKendnick）在消费史学的开山之作《消费者社会的诞生：18世纪英格兰的商业化》中将印度棉布视为最早的大众消费品之一，棉布贸易在英国消费者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花了钱的人印度棉布的喜欢代表着英国消费革命的开端。贝弗利·勒米尔则将17世纪的英国棉布消费热潮称为“白棉布热”（Calico Craze），并认为印度白棉布在英国的流行推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模式。勒米尔在《剑桥西方织物史》中讨论了印度棉布对欧洲纺织业的影响，认为印度棉布在劳动阶级、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中激发了新一轮的时尚需求，重新定义了欧洲的纺织品市场，棉布贸易改变了欧洲消费者的服装口味以及本土织物的生产和销售环境，推动了欧洲纺织业的技术革新。

  消费史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印度棉布在欧洲的成功，认为白棉布本身特有的文化属性和物质属性使其成为欧洲消费者眼中的时尚服饰。如马克辛·伯格在《18世纪英国的奢侈与欢愉》中指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像印度白棉布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舶来品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印度棉布拥有本土织物所无法企及的绚丽色彩、独特触感以及精巧设计，其独特性满足了贵族群体的消费需求，英国精英对异国情调的追求推动了白棉布在英国的流行。勒米尔则将近代欧洲花卉文化与棉布贸易联系起来，认为花卉图案是东印度纺织品的标志性特征，欧洲市场上的印度棉布大都有以东方花卉或植物为原型的印花图案，花卉图案在欧洲人眼中象征着浪漫且神秘的东方文化，欧洲消费者通过穿着这种印花服饰来满足自己对异国风情的向往，并凸显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穆克吉认为印度棉布的主要优点是它不但具有精英面料的外观，还拥有价格低且易于清洗的优点，进口棉织物使社会阶层较低的英国消费者们能够追求时尚服饰，加之中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加速了白棉布在英国的流行。

  第四，受到计量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对历史资料做定量分析，棉布贸易在英国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得到了经济史家的肯定。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棉纺织品在英国再出口贸易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白棉布法令》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如拉尔夫·戴维斯在《1660到1700年的英国对外贸易》中讨论棉纺织品在英国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时认为，印度白棉布的贸易地位在17世纪末迅速上升，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有三分之二被用于再出口贸易，棉布既是英国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也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亚洲贸易世界》一书中，柯蒂·乔杜里回顾了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及其在亚洲贸易世界中引发的“贸易革命”现象，并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棉纺织品贸易量在17世纪末增长了五倍，印度纺织品在公司贸易额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香料在东印度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已经被棉布取代。乔杜里同样考察了国内棉布禁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实际影响，即在18世纪初的短暂衰退后，通过调整棉布贸易的产品构成及其主要路线，东印度公司的棉纺织品贸易量迅速回升，印度纺织品在公司贸易额中的占比在18世纪中期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准，国内棉布禁令并没有对东印度公司的棉布贸易造成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经济思想史学者倾力于考察近代英国社会思潮与保护主义思想间的关联。如乔伊斯·艾波追溯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变迁史时指出，该世纪初的英国重商主义者将贸易顺差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支持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扩张，重商主义思想曾一度演化为支持自由经济，乃至自由贸易的新思潮。但至该世纪末，随着欧洲与亚洲纺织品被大量进口到英国，英国重商主义者对贸易逆差的增长感到担忧，认为海外贸易已不再符合国家利益，保护主义思想迅速兴起，重商主义者开始宣传东印度贸易的危害并强调保护本土制造业的必要性。艾波在分析英国保护主义思想时提出，虽然17世纪的英国社会逐渐抛弃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将奢侈品重新解读为对勤奋者的正当回报，但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崇奢思想。白棉布这样的外来奢侈品被英国清教徒视为罪恶之源，它不但会破坏英国人的节俭观念，还威胁着英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保守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五，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新一代政治史学者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缺陷，政治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社会民众。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政治史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大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情绪。如克里斯蒂安·哈克通过一系列分析当时的保护主义期刊和小册子指出，18世纪初的英国保护主义者不再试图通过重商主义辩论来驳倒对手，而是开始运用文学技巧来操纵普通读者对白棉布的看法，保护主义文章的宣传对象从议会议员转向普通民众，这一现象意味着公众政治在当时的保护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彼得·费希尔在《白棉布法令：英国为何背弃棉布》中考察了英国民众对白棉布的态度，他认为当时的英国民众并不关心羊毛行业的命运，也不在乎重商主义者口中的贸易问题，但他们都以为印度棉布与传统英国价值观相悖，女性消费者的增长加剧了他们对棉织物的担忧。同一时期的外国移民和国内失业问题刺激了英国民众，他们于是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全部归咎于棉布贸易，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印度棉布被英国民众视为外来威胁的化身。

  20世纪中后期的新史学思潮为《白棉布法令》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使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等传统领域，而逐渐扩展至社会史、消费史和文化史等新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弥补了早期研究中的许多不足。文化史和消费史研究解释了为何白棉布在英国得以流行；社会史研究聚焦于法令的主要支持群体，尤其关注保护主义者对女性的舆论攻击；政治史研究讨论了英国大众对白棉布的态度；经济史研究分析了该法令的实际效果。不过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大都是对早期研究的扩展和补充，并未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相关研究仍聚焦于英国社会本身，英印棉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关注。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地区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史学和全球史观逐渐走向成熟，历史学者逐渐摆脱了传统民族国家史观的局限，研究取向从民族国家史转向全球史。全球史观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新时代的全球史学者批判以“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为代表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史学叙事，重点研究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或经济互动。

  第一，全球史学者不再将《白棉布法令》视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他们开始关注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如米歇尔·莫里诺在考察欧洲各国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时指出，在印度棉布的冲击下，欧洲国家在18世纪前后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棉布禁令，通过禁止进口或使用印度棉布的方式来保护本土产业，该法令只是近代欧洲保护主义大潮中的一部分。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名作《棉布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钩沉了近代早期的欧洲保护主义运动，认为欧洲各国的棉布禁令并没有帮助到本土的羊毛和亚麻行业，反而刺激了欧洲棉布产业的发展，棉布禁令也逐渐演化为激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进口替代政策。贝克特强调欧洲商人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当时欧洲贸易公司占据了其他几个国家的棉纺织品市场，对外国市场的控制与利用使欧洲国家能够一边从印度大量进口并销售白棉布，一边在国内颁布棉布禁令以保护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

  第二，受全球史观影响，经济史学者开始将棉布贸易置于更广阔的全球网络中。历史研究的重点也从以香料为代表的奢侈品转向以白棉布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对棉布贸易的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欧洲国家，经济史研究重新考察了欧洲棉布贸易对东南亚、西亚、东非以及印度的影响。如乔吉奥·列略（Giorgio Riello）在《棉布的全球史》一书中指出，欧洲商人对棉布贸易的参与并不限于以印度洋为中心的纺织品流通体系，欧洲贸易公司开发了许多与西非、拉美和北美相连接的新贸易路线。欧洲国家通过棉布贸易将欧亚大陆旧世界与美洲新世界联系起来，印度棉布因此成为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再如苏希尔·乔杜里在考察棉布贸易对孟加拉纺织业的影响时指出，欧洲国家对印度棉布的需求提升了孟加拉苏巴地区的纺织品产量及其出口量，当地织工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情况也有所提升；但欧洲商人的商业活动并没影响到孟加拉与亚洲之间的棉布贸易，参与棉布贸易的欧洲贸易公司既没改变孟加拉纺织业的生产组织模式，也没改变南亚纺织品贸易中的商业模式，欧洲棉布贸易对孟加拉纺织业的影响相当有限。比什努普里亚·古普塔则提出，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特定领域实施了垄断，但由于英国市场上的纺织品价格决定了印度纺织品的采购价格，东印度公司无法将其贸易优势转化为实际利益，印度纺织品市场仍然是一个竞争市场，其他欧洲贸易公司和本土商人也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第三，全球史学者对欧洲各国不同贸易模式的比较研究表明，《白棉布法令》对东印度贸易的影响相对有限，法令并没有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棉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如克里斯·尼尔斯特拉什在其著作《在茶叶和纺织品贸易中竞争：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对两家欧洲贸易公司的贸易模式进行了对比，认为该法令确实造成了棉布贸易量的下降，两家公司都因纺织品贸易的衰退而遭受损失，但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在印度的政治影响力控制了未被禁止的平纹细布，高端纺织品贸易的繁荣掩盖了低端纺织品贸易的衰退，因此英国商人依旧控制着印度的棉布市场。迪特马尔·罗瑟蒙德认为该法令改变了18世纪英国棉布贸易中的地区重要性。由于印花棉布被1699年的法令所禁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只能将马德拉斯和孟买地区生产的印花棉布用于转口贸易，两地在棉布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英国印花产业对白色棉布的需求激增，导致孟加拉地区在东印度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投资地。

  第四，全球史学的兴起促进了帝国史研究的复兴。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者逐渐放弃了以宗主国为中心的传统帝国史视角，形成了“新帝国史”。帝国史学者讨论了印度棉布在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地位，《白棉布法令》对本土市场的保护以及对殖民地市场的保留。如乔纳森·埃科特在著作《销售帝国：英国和美国形成过程中的印度因素》中将该法令与英帝国的转型联系起来，他指出为了补偿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法令而损失的英国市场，英国议会重建了英帝国的贸易管理模式，将大西洋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赋予公司。英国议会试图将美洲殖民者从原材料的供应商转变成东印度商品的消费者，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被迫屈从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普拉桑南·帕萨拉提则在对比了英国、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产业政策后，将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市场的控制和保留视为其产业政策的成功之处：英国议会通过棉布禁令不仅保护了本土制造业，还加强了英国本土与大西洋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凯特·豪尔曼对北美服装文化的研究表明，尽管该法令使美洲殖民地成为印度棉纺织物的主要销售市场，但有限的殖民地市场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北美殖民者对这种时尚织物的消费规模始终有限，且主要局限于沿海城市。

  第五，《白棉布法令》所导致的非法贸易引起了全球史学者的关注。实际上，在英国及其大西洋殖民地，走私贸易的泛滥几乎使该法令名存实亡。如埃科特在《达成帝国折中：白棉布法令、大西洋殖民地和英帝国体系》一文中讨论了这一时期的走私贸易活动：随着1700年法令的颁布，英国商人与走私者迅速勾㐀起来，他们将英国船只伪装成外国商船以绕开贸易禁令，继续向英国本土及其大西洋殖民地走私印度商品，走私贸易的巨大利润使英国水手、商人乃至货物押运员纷纷去参加了，严重影响了棉布禁令的执行效果。勒米尔则运用“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概念分析了困扰英国政府的走私贸易活动：近代英国水手普遍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他们在道德上将走私贸易的高额收益视为自己从事危险航海活动的正当回报，许多英国人也对走私者抱有同情心，这导致走私贸易成为无法根除的“道德经济”行为。

  21世纪以来，全球史学的兴起改变了《白棉布法令》研究的主要方向，通过引入全球史观，历史学者摆脱了传统民族国家视角的限制，他们将该法令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观察，重新定义了该法令的出台背景及其长期影响。21世纪后的相关研究打破了原有的研究框架，逐渐脱离了英国史的范畴，研究者讨论了棉布贸易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剖析了该法令对欧亚棉布产业的长期影响，将该法令视为英帝国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综上，西方史学界对《白棉布法令》的研究受到了多种学术思潮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早期的第一阶段以经济史学为主导，近代早期的英印棉布贸易和保护主义运动是研究的主要目标；20世纪中后期的第二阶段以消费文化史和社会史为主导，社会史研究探讨了该法令颁行前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要支持群体，消费文化史研究则聚焦于白棉布的流行现象；21世纪的第三阶段以全球史学为主导，将该法令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重新考察了该法令对全球贸易和殖民体系的影响。

  目前西方史学界对《白棉布法令》的研究尚存一定不足：一方面，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相关研究的视野迅速扩大，但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缺乏关联性，无法构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仍受制于早期研究的传统框架，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在重复前人的观点，缺乏创新。此外，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英国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棉布禁令对英国服饰文化的长期影响等。